中美经济合作下一步的热点是什么?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7月02日 16:43

——专访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傅瑞伟

  

      傅瑞伟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研究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特别是贸易、经济的双边关系,一直活跃在美国与亚洲的相关事务中。他曾在政府、商界和非盈利机构担任要职,对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崛起的研究,是其整个职业生涯的专长。
      傅瑞伟曾担任总统办公厅中国事务助理贸易代表。在任期间,他曾是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在美国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蒙古地区形成的整体贸易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期间,他负责美国推动中国加入WTO的监督工作。在此之前,他在美国参议院国际事务部任立法顾问。
      除在政府内任职以外,傅瑞伟作为一位律师和企业顾问,为多个公司、金融机构提供建议。这些建议集中在战略规划、政府关系、市场准入、兼并收购、企业沟通和政治经济风险管理方面。
      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2年冷战高峰时期,由David M. Abshire和Admiral Arleigh Burke筹建。目前,国际战略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杰出的国际政策研究机构,拥有220多个专职工作人员以及庞大的编外学者团队,他们致力于国防安全、区域稳定、能源和全球气候、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
      在当前全球性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 CSIS )为美国政府、国际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决策者提供具有战略洞察力的政策方案。

      记者:众所周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注重亚洲和中国的研究而著称。您认为中美经济合作下一步的热点是什么?
      傅瑞伟
:最热门的话题可能会是两方面内容:第一,美元在国际市场的相对优势以及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其现有及将来在美元计价资产方面的投资;第二,中国如何在短期内谋求人民币国际化以对冲美元贬值。
     中美两国经济刺激措施的成功或失败,其中进行协调的任何努力,对于两国都很重要。当然,一些关于跨境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性对话,将是两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以期避免经济摩擦。奥巴马政府还将就气候变化和节约能源等问题与中国进行讨论。

      记者:S&ED“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轮对话。相对于它的前身SED“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何不同之处?
      傅瑞伟
:4月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宣布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它继承了在布什政府期间建立的“战略经济对话”和“高层对话”。
      半年一次的“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06年,旨在讨论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成立于2005年的“高层对话”,主要目的是解决地缘政治问题。
      “战略与经济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不同点在于,它将有两个组成部分:经济和战略,基本上是结合了“战略经济对话”和“高层对话”。经济部分将由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主持,而战略部分将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另一个区别是,“高层对话”中的美方代表是副国务秘书,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直接由国务秘书参与。
      奥巴马政府迅速地宣布成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事实表明他将继续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战略经济对话”和“高层对话”都相对成功地维持了中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在奥巴马政府似乎决心和中国保持“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采用偏离布什政府的中国政策。
      总体而言,即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代表双边对话传统的增加,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延续。对话如何在经济、战略双方面运作,这将是两国都不断讨论的问题。

      记者:虽然中国政府今年还是将增长目标定为8%,但危机使得中国以往主要的增长引擎——外需的作用大大降低,这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模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你认为中国在多长的时间内能完成结构调整,使内需成为增长的主动力? 
     傅瑞伟
:中长期看,中国不太可能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大改革。虽然中国的领导层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出口导向型过渡,但在向新模式转换的路上仍有许多阻碍。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一直依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对外需的依赖和产能过剩深深扎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和银行系统。
      改变现有经济模式不仅意味着需要重组主要就业部门,大批劳动力需要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而且还需大幅调整中国的银行体系。
      向以国内消费为增长模式的转换,障碍在于没有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这是中央工作的重点,但是体系的建立不会向期望的那么快。
      尽管中国在卫生医疗、失业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要达到建立全国性的社会服务体系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公民对新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信心、满意之前,他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很小。
      未来5年内,将采取更多的措施以期将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国内消费型过渡。我预计那个时候会有消费总额的大幅上升,但是整体规模的消费上涨需要至少10年。

      记者:中美两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刺激经济尽快复苏,您怎样评价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短期是否能达到计划目标?长期是否能改善中美一直存在的巨大贸易失衡?
    傅瑞伟
:中美两国的政策都非常重视刺激消费,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部分的美国经济刺激政策主要刺激银行信贷,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刺激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项目建设和增加社会服务等方面。
      美国的计划是通过巨大的财政赤字创造并维持就业率,以避免美国消费崩溃。这是一个大胆的且没有争议的决定:美国的过度消费被舆论认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当前的危机。然而,维持美国消费水平的努力,可能不是长期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除了维持短期消费,奥巴马政府还设想使刺激计划成为一种工具,以启动长期的社会目标;即刺激绿色经济、改革医疗部门和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刺激计划似乎更直接地消除一些结构性问题,以改善在贸易和其它经济方面的不平衡。即使乐观的估计,短期内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也不太可能。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未来几年内将面对的政治问题。

      记者: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各国政府更需要全面的、客观的经济刺激计划,智库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全球智库应当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议?
     傅瑞伟
:政府往往要应对最紧迫的问题,因此面对危机政府是“救火”。这样的情况不利于产生战略性的决策。
      因此,智库在危机时刻就会发挥宝贵的作用,了解更全面的战略趋势,并结合这些趋势提出战略性政策,而不是战术性的政策,战术性政策只是安全地渡过短期危机。
      智库须要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治现实在某些国家可能无法影响政府决策,以协调全球经济政策。
 
      记者:您理想中的智库存在的价值及目标是什么?作为非盈利性机构,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性,智库应当怎样保持与赞助人、政府的距离?
    傅瑞伟
:智库的价值体现在不断地产生想法。一个智库应当确定和区分起作用的想法和不起作用的想法,并且应该推广积极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会协助更有影响、更有效率的政府政策。在世界各国政府面临困难和挑战之时,智库需要提供资源、战略和解决方法。
      智库应该是非官方的信息源,为思想保守的政府提供另一种观点。同样,智库的工作不应该反映资金赞助团体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意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可以确保资金来源多样化,并严格控制研究工作。如果一个智库能够不受资金赞助方的影响开展研究工作并赢得声誉,那么它可以自认为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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